後山談叢 [宋]陳師道
陳師道(1053-1101)，字履常，一字無己，號後山居士，彭城（今江蘇徐州）人。自幼家貧，苦志好學。年十六，以文謁曾鞏，鞏大器之，遂留受業。熙寧中，王安石經學盛行，師道心非其說，不復仕進。元豐四年(1081)，曾鞏奉詔修五朝史，薦入史館為屬，以無官職未果。元祐二年(1087)，蘇軾等舉薦，起為徐州教授。未幾除太學博士，遭論劾在官乞假出南京見蘇軾，復罷為徐州教授。五年，改潁州教授，又論其進非科第，罷歸。紹聖元年(1094)，坐蘇軾黨，謫監海陵酒稅。調彭澤令，不赴，家居六年。元符三年(1100)，召為秘書省正字。建中靖國元年，扈從南郊，受寒疾而卒，年四十九。師道安貧樂道，學有根底，是北宋綽有成就的文學家，尤以詩歌創作為最著。著有《後山集》二十卷，政和年間由其門人魏衍編纂成集。南宋紹興時又有人增補其著作，另編為《後山集》十四卷、《外集》六卷、《談叢》六卷、《理究》一卷、《詩話》一卷、《長短句》二卷，共三十卷。現兩種版本均存。
《後山談叢》，宋陳師道著，作四卷或六卷。此書於北宋政事、君臣言行、對遼關係至異聞傳說、節令物候、書法繪圖，無不涉及。尤其對北宋重要史事人物如寇準、張詠、富弼、韓琦、龐籍等人事迹，敘述最詳，間可補史書之缺。唯因師道別有《詩話》，故此事不涉詩文創作，但書中對北宋文學家如歐陽修、王安石、司馬光、蘇軾、劉貢父、秦少游等人事迹亦有不同詳略的記載。現所見收有《談叢》的《後山文集》，最早為明弘治馬暾刊本，作六卷；清雍正時趙鴻烈據馬本重刊則作四卷。單行本《談叢》今傳《寶顏堂秘笈》、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學海類編》、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等本，均作四卷。唯兩本的卷次、分條及文字差異很大，錯訛衍脫極多。（以上按《中國文學大辭典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0年、《中國文學家大辭典‧宋代卷》，中華書局，2004年及李偉國之《後山談叢》點校說明。）
是之錄文，據李偉國整理之《後山談叢》（大象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該書是以《適園叢書》本《後山集》中的六卷本《後山談叢》為底本，校以馬暾刊本、趙鴻烈重刊本《後山集》中之《談叢》，與及《寶顏堂秘笈》、《學海類編》、《四庫全書》諸本。另朱熹《名臣言行錄》所收《談叢》二十餘條，用《四部叢刊》本校之。他如《容齋隨筆》、《永樂大典》殘本等所引，如有異同，也盡量出校。
目錄
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
卷一
契丹侵澶，萊公相真宗北伐，臨河未渡。是夕，內人相泣。明日，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，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。真宗以問公，公曰：「此與昨暮泣者何異！」議數日不決，出遇高烈武王而謂之曰：「子為上將，視國之危不一言，何也？」王謝之，乃復入，請召問從官，至皆默然。楊文公獨與公同，其說數千言，真宗以一言折之曰：「儒不知兵！」又請召問諸將，王曰：「蜀遠，欽若之議是也。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，數日可至。」殿上皆以為然，公大驚色脫。王又曰：「臣言亦死，不言亦死，與其事至而死，不若言而死。今陛下去都城一步，則城中別有主矣！吏卒皆北人，家在都下，將歸事其主，誰肯送陛下者？金陵可到邪[１]？」公又喜過望，曰：「瓊知此，何不為上駕邪！」王乃大呼：「逍遙子！」公掖真宗以升，遂渡河而成功。欽若媿其議，讒於真宗曰：「寇準孤注子爾！」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為「孤注」，言以人主而一決也。
澶淵之役，真宗欲南下，萊公不可，曰：「是棄中原也。」又欲斷橋，因河而守，曰：「是棄河北也。國之存亡在河北，不可棄也。」
澶淵之役，所下一紙書爾：「州縣堅壁，鄉村入保，金幣自隨，穀不可徙，隨在瘞藏，寇至勿戰。」故虜雖深入而無得，方破德清一城[２]，而得不補失，未戰而困。
真宗既渡河，遂幸澶淵之北門。望見黃蓋，士氣百倍，呼聲動地。兵既接，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，虜懼，遂請和。
澶淵之役，詔諸道會兵而合擊。既和，縱其去。又詔諸將按兵[３]，遣使監楊延朗。時虜使在館，既諭旨，遽曰：「請遣中官，貴諸將取信也。」而虜亦請使送款，遂以全歸，懷之至今。
澶淵之役，真宗使候萊公。曰：「相公飲酒矣！」「唱曲子矣！」「擲骰子矣！」「鼾睡矣！」
萊公既逐死，家無遺文。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，憂其復失而并記之，使彼者有攷焉。曰：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，及駕起與不起，如起至何處者。一、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、祁[４]，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，魏能、張凝、楊延朗、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，東路深、趙、貝、冀、滄，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，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，輕騎打劫，不惟老小驚駭，便恐盜賊團聚，直至大名府以來，人戶驚移。若不早張軍勢，竊恐轉啟戎心。臣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萬人[５]，令周瑩、杜彥鈞、孫全照將領往貝州駐泊，或恐天雄軍少，且起五千人，只令孫全照部轄，若虜騎在近，即近城覓便襲擊，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、閻承翰照會掩殺，及召募強壯入虜界，燒蕩鄉村，仍照管南北道，多差人探候契丹[６]，次第聞奏，及報大名。一則貴安人心；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；三則邊將聞王師北來，軍威益壯；四則與邢、洺不遠，成犄角之勢。一、隨駕諸軍，扈衛宸居，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，以爭勝負。天雄至貝，軍士不過三萬人，萬一契丹過貝下寨，遊騎益南，即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，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，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，相度事勢緊慢，那至邢、洺，方可聖駕順動，且幸大名，假萬乘之天聲，合數路之兵勢，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，魏能、張凝、楊延朗、田敏等作會合次第，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。一、恐契丹置寨於鎮、定之間[７]，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，邢、洺之北，遊騎侵掠，大名東北縣分，老小大段驚移，須分定州三路精兵，令在彼將帥會合，及令魏能、張凝、楊延朗、田敏等漸那向東，傍城寨牽拽。如此，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，未敢輕議懸軍深入。若車駕不起，轉恐夷狄殘害生靈，如蒙允許，亦須過大河，且幸澶淵，就近易為制置會合，兼控扼津梁。右臣叨列宰司，素無奇略，既承清問，合罄鄙誠。伏惟皇帝陛下，睿知淵深，聖猷宏遠，固已坐籌而決勝，尚能虛己以詢謀。兼彼犬戎，頗乏糧糗，雖恃腥羶之眾，必懷首尾之憂[８]，豈敢不顧大軍，但圖深入？然亦慮其兇狡，須至過有防虞。煩黷天威，伏增戰慄。
始講和，虜使韓杞匿其善飲，曰：「兩國初好，數杯之後，一言有失，所誤非細。」後使姚柬之，既去而顧，手顙再三，是以知虜之情也。姚柬之曰：「宋之事力，契丹之士馬皆盛，然北軍用於阻隘，不能敵南；平原馳突，南軍亦不能支也。」慶曆二年，西羌盜邊，戰未解，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。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，許昏與加賜使擇焉，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。既見問故，虜主曰：「宋塞雁門、廣塘水、繕城隍、籍民兵，非違約邪？羣臣亟請用兵，孤謂不若求地也。」公曰：「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？澶淵之役，使從眾，契丹無還者，寧有今日耶？且契丹之所欲，戰爾，戰非契丹之利也。從古至今，夷狄得志於中國，惟晉氏爾。方是時，主弱而愚，國小而貧，政刑不修，命令不行，百姓內潰，諸將外叛，故契丹能得志。然土地不守，子女玉帛歸於臣民，契丹蓋無得也。而人畜械器，亡者大半，故德光死，述律怒不肯葬，曰：『待我國中人馬如故，然後葬汝！』戰而勝，其害如此，況不勝邪！今契丹與宋好，歲得金繒數十萬，入於府庫，國之利也。故和則上得其利，戰則下得其利，上受其弊。故契丹之臣，皆顯解和而構戰，與國爭利，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邪？」主大悟，點首久之。公復曰：「塞雁門以備羌，塘始於何承矩，事在約前；地卑水聚，歲久則廣；城隍完故，民兵補缺，非違約也。晉遺盧龍，周取關南，皆異代事。若按圖而求舊，豈契丹之利也哉！皇帝以兼愛為心，守祖宗之約，不願用兵，顧兄弟之義，不欲違情，而為天保民，為先保土，不得以與人。謂契丹乏金幣，歲遺以永誓好。古者敵國有無相通，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，宋安得而避哉！且澶淵之盟，天地臨之，其可欺乎！」乃請昏，公曰：「兄弟之國，禮不通昏，男女之際，易以生隙，且命修短不可期，不若歲幣之久也。」始，契丹請婚，欲因以多求，及公固拒，羣議未決而難其久，又謂空言無實，使歸取誓書。及再至，定增歲幣二十萬。始，契丹一請，宰相遽塞以二事，且使自擇，遂以為怯，有輕宋心，欲以增幣為「獻」與「納」，公不可，曰：「此下事上，臣事君，乃非敵國之禮也。且章聖已有歲遺，不為此名，貨非國之輕重，鄙而失國，古雖小亦不為也[９]。」主曰：「古有之，何獨吝邪？」公曰：「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，假其兵而取隋，則或有之；及太宗禽頡利、突利兩可汗，寧復有邪！」主不語，其臣劉四知侍，退數步。公又曰：「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，不惟稱臣，亦父事之，或可用此。今宋與契丹，無唐、晉之援而為敵國，豈有此邪！」將退，主曰：「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，豈非不欲保和邪！孤實無此意，卿歸勿為些言，恐誤宋大事耳。」於是留誓書。而使以誓書來，且求「獻納」，公上奏曰：「臣既以死拒之，虜氣折矣，可勿復許，虜無能為也。」仁宗從之。
韓公再使，將見，契丹曰：「主將為公使不能久，有言可即道。」公恐膚使來遂以為例。數請對，曰：「吾不敢也，當與君議於館爾。」契丹劉六符貴用事，建議割地。及館客，怒請韓公曰：「公為主言『諸臣利於用兵，不為國計』，六符豈欲間兩國邪？」公曰：「君寧出此，顧餘人為之爾，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，其以戰說者何限！」六符既喜且懼，然終以此得罪也。
契丹犯澶淵，急書日至，一夕凡五至，萊公不發封，談笑自如。明日見，同列以聞[１０]，真宗大駭，取而發之，皆告急也。又大懼，以問，公曰：「陛下欲了欲未了耶？」曰：「國危如此，豈欲久耶！」曰：「陛下欲了[１１]，不過五日爾。」其說請幸澶淵。真宗不語，同列懼，欲退，公曰：「士安等止[１２]，候駕起，從駕而北。」真宗難之，欲還內，公曰：「陛下既入，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[１３]，則大事去矣！請無還內而行也。」遂行，六軍百司，追而及之。
東都曹生言：「范右相既貴，接親舊情禮如故，他亦不改，世未有也。然體面肥白潔澤，豈其胸中亦以為樂邪？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，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！」
王荊公改科舉，暮年乃覺其失，曰：「欲變學究為秀才，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。」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，正如學究誦注疏爾。教坊雜戲亦曰：「學《詩》於陸農師，學《易》以鼓切。於龔古勇切。深之。」蓋譏士之寡聞也。
王無咎，黎宗孟皆為王氏學，世謂黎為「模畫手」，一點畫不出前人；謂王為「轉般倉」，致無贏餘，但有所欠。以其因人成能，無自得也。
楊內翰繪云：「莊遵以《易》傳揚雄，雄傳侯芭，自芭而下，世不絕傳。至沛周郯，郯傳樂安任奉古，奉古傳廣凱，凱傳繪。」所著《索蘊》，乃其學也。
張某公昪以御史為執政[１４]，包孝肅公代之，建言：「臺官不遷二府，無所倖望，則盡言矣。」張文定公方平為三司使，孝肅極言其失，遂罷歸院。宋景文公代為使，文定亦為上言：「故事：執政用三司使[１５]、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。包拯自府入臺，又言臺官不為執政，所可假以進者，惟三司爾。極力攻臣，冀得其處。而用宋祁，其勢必復攻祁，不遂與之，則三司使無其人矣！」孝肅逐景文公而代之，遂遷西府。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，御史韓縝言其不可，仁宗曰：「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？」韓素不經意，卒然對曰：「包拯可。」仁宗熟視而笑曰：「包拯非昔之包拯矣！」
延帥闕，李誠之以幕府行使事。夏國宥州牒保安軍：「故事：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，緩不及事，請以歲終為限。」幕府以聞，樞密院牒草報如約，李易其草報如故事。遂上奏曰：「夷狄之欲無厭，許之不足為恩，而長其貪，且示之弱，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。」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，遣吏部郎訊，李曰：「改保安軍牒，非制書也。」竦不能屈，虜亦不敢復請。
某公惡韓、富、范三公[１６]，欲廢之而不能。軍興，以韓、范為西帥，遣富使北，名用仇而實閒之。又不克軍罷而請老，盡用三公及宋莒公、夏英公於二府，皆其仇也。又以其黨賈文元公、陳恭公間焉，猶欲因以傾之。譽范、富皆王佐，可致太平，於是天子再賜手詔，又開天章閣，而命之坐，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，諸公皆推范、富，乃請退而具草。使二宦者更往督之，且命領西北邊事。既而各條上十數事，而易監司、按羣吏、罷磨勘、減任子，眾不利而謗興。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困之，而請城京師，人始笑之。初，某公每求退以俟主意[１７]，常未厭而去，故能三入，及老，大事猶問。西北相攻，請出大臣行三邊。於是范公使河東、陝西，富公使河北。初，某既建議[１８]，乃數出道者院宿焉，范公既奉使，宿道者院而某在焉。賓退，使人致問，范公往見之，某佯曰：「參政求去邪？」范公以對，某曰：「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，去則不復還矣！今萬里奉使，故疑求去耳。」范公私笑之。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，召堂吏而問曰：「吾為西帥，每奏即下，而請輒得。今以執政奉使，而請報不迨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某別置司專行鄜、延事，故速而必得耳。」范公始以前言為然，乃請守邊矣。而富公亦不還，韓又罷去，而賈、陳相矣。及某薨，范公自為祭文，歸重而自訟云。
[１] 「金陵可到邪」，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（以下簡稱《言行錄》）卷四「可」上有「豈」字。
[２] 「方」，《言行錄》作「才」，較勝。
[３] 「按兵」，原誤作「接兵」，據《言行錄》改。
[４] 「深祁」，宋趙汝愚《宋朝諸臣奏議》（以下簡稱《諸臣奏議》）卷一三○寇準《上真宗議澶淵事宜》及宋李熹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（以下簡稱《長編》卷五七均作「深祁以東」，於義為長。
[５] 「兵」，原脫，據《諸臣奏議》補。
[６] 「探候」，《學海》本作「探挨」，《諸臣奏議》作「探報」，《長編》、《麈史》均作「探伺」，於義為長。
[７] 「鎮」，原作「真」，據《諸臣奏議》改。
[８] 「首尾之憂」，明弘治馬暾刊《後山集》本（以下簡稱馬本）、《學海》、文淵閣本等均作「苟且之憂」，馬本何焯校改「苟且」為「首尾」，《諸臣奏議》亦作「首尾」。
[９] 「古」，《學海》、文淵閣本作「名」，則上下句似可讀作「鄙而失國名，雖小亦不為也」。
[１０] 「見同列以聞」，《言行錄》無「見」字。
[１１] 「陛下欲了」，《學海》、文淵閣本作「陛下欲了此」。
[１２] 「士安」，原作「士庶」，據《言行錄》改。畢士安時與寇準同為相，居準上，合議請真宗幸澶淵。
[１３] 「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」，《言行錄》無「不得到又」四字。
[１４] 「張某公昪」，《學海》、文淵閣本無「昪」字。既曰「某公」，則不當書其名，「昪」字疑為後人所添；或作者偶忘張昪之謚號（康節），遂稱「某公」。
[１５] 「用」，《學海》、文淵閣本作「惟」，馬本作「同」，何焯校改作「用」。
[１６] 「某公」，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八引此作「呂許公」，即呂夷簡。
[１７] 「某公每求退以俟主意」，「求退」，原作「來」，《學海》、文淵閣本作「求」，馬本作「來退」，何焯校改作「來去」。今據各本校改為「求退」。「俟」原作「候」，據《學海》、文淵閣本改。
[１８] 「建議」，《言行錄》卷六作「廷議」。